每次通过轨道交通进站口的闸机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么一个问题：会有人手持自己父母的老年卡逃票进站吗？

并不是要以最凶险的恶意去揣测他人，只是在有售票制度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逃票现象。

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欠发达时代，逃票的行为作为一种无可厚非的生存方式，已毫不费劲地得到了众人的谅解，在父辈一代讲述的故事中，总是会出现几辆没付过票钱的列车、几场逾墙而过的电影放映会。

但随着时代不断进步，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下，逃票这一行为身上，已经找不到多少“浪漫主义”的影子了，它变成了一种不可接受的道德瑕疵。

有2位读者给我们留言，讲述了自己“逃票“经历。在这些经历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。

“我问她，你知道我们正在违规吗？”

这件事已过去很久了，但我还记得。当时的我在念高中，我奶奶带着我的小表妹到重庆来玩，到了周末，我被安排带她们去逛动物园。

西西动物园在2号线上，于是我们乘上轨道交通，逃票就在这个环节发生了。

三人里只有我一人持有畅通卡，而她们两人需要买票，我牵着妹妹站在闸机旁等待，可等老太太买完票回来，我才发现她手里只有一张卡。

这是为什么？我问。

我奶奶睁大了眼睛：小娃娃都要买票嗦！

当时我妹妹大概10岁，虽然还是个孩子，但长得很结实，身高也超过了1.2米，按规定的确是需要买票的，于是我提出要再去买一张票。

但我被拉住了。

我奶奶眉头紧皱地望着“不开窍”的我，脸上一副“别再闹脾气，赶紧走吧”的神情。接着，她蹲下来叮嘱妹妹说：在过闸机的时候，要记住紧贴着姐姐哟。我妹妹很懵懂地说：好的。

我们在闸机前僵持了几分钟，我几经劝阻没有效果，最后还是带着小妹妹逃票了。

在车厢上，我开始喋喋不休：“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违规吗？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吗？”

“不，”她打断了我，“莫给我说那些。如果你姑父来了，他一定可以把你妹妹放在肩上通过闸机的。像她这样的小孩子，是不应该收费的。”

转头去看我的妹妹，她脸上是即将去到动物园的喜悦神情，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谁对谁错。

后来轨道交通的儿童免票政策有了一定调整，从1.2米升到了1.3米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最近的小孩一个比一个蹿得高，放宽免票的身高限制，可以有效地规避掉许多危险的“闯闸”行为。

“我不是在逃票，我是在给轨道交通捉Bug”

在过闸的时候，我有时会想起“逃票”的事情来。

我看过有人为了逃票而紧紧地贴在陌生人的屁股后头，这样原始的逃票方式有些猥琐、也有些下流了。有的人会利用轨道交通的进站口没有语音播报的特点，利用自家老人的免费卡出行，这样的鬼鬼祟祟也不是我所感兴趣的。

我一直在想，轨道交通的乘坐系统到底有没有漏洞，有没有可以用来逃票的漏洞。在开始思考后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“逃票”的方法——当然这个手法能使用的场景非常局限。

比方说，你要从沙坪坝坐轨道交通到江北国际机场去送朋友上飞机。

去一趟的车费是7块钱，来回就是14块钱，但是如果巧妙地利用制度漏洞，只需要花11块钱就可以来回。

首先，在沙坪坝购买两张地铁票：一张价值7块钱，一张价值2块钱。在沙坪坝车站进站时，把两张地铁票都录入进站信息。

第一次出站时，刷7块钱的地铁票出站。送完朋友再次回到地铁站时，购买一张2块钱的地铁票，并利用它进站。

但是当我们回到沙坪坝车站时，我们就可以拿出那张早先在沙坪坝购买的2元地铁票出站了。

我其实都不认为这种行为叫做“逃票”，因为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显得那么从容合理。其实除了这个方法，我还想出了不少其他的方法，但它们尚且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，我没有实践过。

也许是出于某种道德感吧。

有时我会想象自己在实践时被地铁的工作人员询问，那时我大概会说：我是在给轨道交通“捉虫”（debug，意为除错）。

在文末，我们再次声明，我们绝对不鼓励任何形式的逃票行为。